志状不备

　　胡文定之作《龟山志铭》，不载高丽王问“龟山先生在何处”之言，勉斋为文公之状，不载金人问“朱先生安在”之语，岂蛮夷不足为轻重哉？

　　抑二先生之尊敬不在于一时哉？又伊川作明道行状，不言受学于濂溪。此岂非传道之大，不必书耶？抑又以乃兄不当在弟子列耶？端不可测三公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