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周汝昌先生说两句话

　　给周汝昌先生说两句话

　　欧阳健提出程前脂后，与周汝昌针锋相对，掀起轩然大波。但周汝昌的大家风范还是让欧阳健折服敬佩。


　　欧阳健《红潭犀照录》自序:
　　…大人犀照高悬，冤情洞见，乞赐超豁。”四分之一世纪涵泳“红潭”的经历，确实值得回味和反思，于是唤起了撰写这本《红潭犀照录》的动因意在留下我们这一代学人如何认识问题、处理间题的客观记录，从而为后来者提供一些材料与思路，以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超越前人。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周汝昌先生。我初涉红潭，是以周汝昌先生为辩论对手的，1994年《红楼新辨》所附“红学人名索引”，周汝昌名下有38条，冯其庸名下仅4条，就是确切的证明。周先生不赞同我对脂本的质疑，更反对我的“程前脂后”说，但从未口出恶声；当程俊仁先生征求应否出版《还原脂砚斋》时，周汝昌即表示“应该给予此说以讨论问世的馀地”，这就是大学者的气度，也是我怀有敬意的原因。前不久买了他（周汝昌）的《诗红墨翠》，见百多幅宣纸上写了百多首咏红诗，不打稿，不修改，那诗，那字，是我辈万万不及的。周先生的红学观虽和我大不相同，但他关于《红楼梦》是包涵总结了我们民族的文史哲和真善美的前无例的最美的大整体的观点，以及用“大视野”的眼光和心态来研究。对《红楼梦》的态度，却是我异常钦佩并且完全赞成的。
　　周先生与孔夫子旧书网网友进行交流时，谈到研究《红楼梦》的三点体会，我特别欣赏第一点:
　　考证是为了把历史上的各种疑难问题尝试解答得清楚些，这需要史料证据；但考证又不能成为“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机械思维和方法；最需要的是【“证”和“悟”】要紧密结合。
　　这真是深谙考证三昧的至理名言。红学长期不解的诸多纠葛，都与对“证据”的机械理解有关。历史犹如长江大河，不舍昼夜向前流逝……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淮阴农村，那小小的土气象站，凭借风向、气压温度、湿度等仪器，加上民间的谚语，就能做半个月的预报，居然还相当准确。而今有了高速计算机，兼有雷达、激光、遥感、卫星之类先进仪器，预报的准确性却不见得高，常有明明是红日高照，却预报“阴有小雨”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是搜集到太多的无用数据，扰乱了正常的判断力……
　　与《红楼梦》版本相关的人和事，更发生在一二百年前，后来人不可能做到“明慎”，不可能掌握“十分证据”。我们只能凭借有限的证据运用“证”和“悟”的緊密结合，找出肉眼看不到的内在联系，这就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在宏观的意识和眼光指引下，运用抽象的思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