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什么贬低《红楼梦》？

　　作者：至真斋主

　　一提红学很多人都会想到胡适，他是新红学的奠基人，他考证的《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的观点早就成为主流观点。其实，胡适在年轻的时候并不认为《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而且他的红学观点也跟后来大相径庭。在赴美留学之前，他在《藏晖室札记·小说丛话》中写道：“《石头记》著者不知何人，然决非曹雪芹也。第六十九回评有云‘作者无名氏，但云胡老明公而已”。今遍阅今本，乃不见此四字，可见曹雪芹之前，必另有原本作者自署‘胡老明公’，后为雪芹删去。此其证一。即此书开端第一回亦云:‘空空道人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此其证二。然雪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其言如此，又能费如许工夫，用如许气力，为《石头记》添毫生色，雪芹实为作者一大知音，然则虽谓此书为雪芹作也可。......《石头记》家庭小说也，社会小说也，而实则一部大政治小说也，故曰政，曰王，曰赦，曰刑，曰史，曰礼。为政而权操于内，故其妇曰王，其侄亦曰王。外赦而内刑，言不相孚也。史之为言已成陈迹也，李之为言礼也、理也。刑足以破家，即足以亡国，作者之意深矣。非礼与理，其孰能善其终哉！《石头记》专写一极专制之家庭，实则一极专制之国家也。七十一回以后，便纯是一极阴惨的专制国。”


　　


　　（青年胡适）

　　胡适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他也认为《红楼梦》表面上是写一个贵族大家庭，实则写国家，即“以家喻国”。如果胡适沿着这个方向研究下去，说不定他就是彻底揭开《红楼梦》真相的第一人，红学也就不会走百年的弯路了。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在胡适赴美留学以后，他的观点突然改变了。也许是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吧，胡适没有表明自己红学观点转变的心迹，我们只能妄自推测。

　　1910年胡适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1915年，胡适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在给他的族叔胡近仁的信件中对中西小说做了比较，他提出以西方小说之长补中国小说之短，还列出了他认为“可以不朽”的八部中国古典小说，并进行了评价和排序。他把《水浒传》列为第一，第二是《儒林外史》，第三才是《石头记》，接下来是《镜花缘》、《西游记》、《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品花宝鉴》。他对《金瓶梅》评价极低，甚至认为“一无足道”。我们从胡适给中国古典小说列出的榜单可以窥见他的鉴赏水平并不高，此时他还把《石头记》列为第三，而随着他的人生阅历和知识储备的增加，他反而把《红楼梦》看得更低了。

　　一九七九年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了罗德湛教授的著作《红楼梦的文学价值》，邀请曾撰写《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李辰冬教授作序。李辰冬教授在序言中追忆了亲耳听到胡适说“《红楼梦》毫无价值”的一段往事：

　　十几二十年前，中国广播公司为广播全部《红楼梦》，整整准备了一年。在正式广播的前夕，约胡适、李玄伯两位先生以及兄弟我——那时他们认为的三位红学专家——座谈，意思是想请三位专家来捧捧场。第一位当然是先请胡先生发言，而胡先生的第一句话，就是“《红楼梦》毫无价值”。那时主持广播的是邱楠先生，邱先生就问：“胡先生，《红楼梦》既然毫无价值，那末，我们明天还播不播？”胡先生感到出言有问题了，于是说：“我只讲考证问题，至于价值问题，请李先生（指我）讲好了。”邱先生接着又问：“《红楼梦》既然毫无价值，您考证它干什么？”“我对考证有兴趣，只是为考证而考证”。“《红楼梦》毫无价值”，这是我第一次从胡先生口里听到。我们这种六七十岁年纪的人，从小就喜欢《红楼梦》，而重视它的原因，由于胡先生的提倡，现在从胡先生的口里说它毫无价值，真正难以置信。但后来打听，才知道胡先生讲这样的话不止这一次。《红楼梦》是否有价值，在罗盘先生这部书里，可以得到明确的解答。

　　


　　我们通过公开的信件也了解到，胡适多次贬低《红楼梦》的价值，贬低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证出的作者“曹雪芹”。1960年11月20日，在《答苏雪林书》中，胡适说：“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大陆上xxx清算我，也曾指出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其实这一句话已是过分赞美《红楼梦》了。我当然同意你说：‘原本《红楼梦》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艺作品。’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1960年11月24日，在《与高阳书》中，胡适重复了《答苏雪林书》中那些贬低《红楼梦》的话，也同样评价了曹雪芹：“我平心静气的看法是：曹雪芹是个有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的背景等等，都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的修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能够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前函讥评的‘破落户的旧王孙’的诗，正是曹雪芹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背景。）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那儿去。”

　　《红楼梦》被当今主流红学家们列为四大名著之首，以其艺术手法丰富高超、思想内涵深刻丰富，而被赞誉为空前绝后的伟大作品，胡适对《红楼梦》一再贬低自然会引起一些红学家的不满。华东师范大学郭豫适教授在《论“红楼梦毫无价值论”及其他——关于红学研究中的非科学性问题》文章中，分析了胡适等人贬低《红楼梦》的原因。他认为，胡适等人对《红楼梦》的贬低是跟一定时期思想认识的局限性有关，跟他们文学观上的偏颇和欠缺分不开。当年胡适、陈独秀、俞平伯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贬低《红楼梦》，郭豫适教授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机械地照搬西方的文艺观点和欣赏习惯，来衡量中国的古典小说。而胡适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存在着“不如人”论的观点，所以他轻视乃至否定《红楼梦》的价值和地位就更不是偶然的了。就胡适个人观点来说，郭豫适教授认为他贬低《红楼梦》还跟他对《红楼梦》的认识偏颇有关系，“胡适对《红楼梦》的评论有两个要点，一个是认为《红楼梦》的创作方法是‘自然主义’，一个是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这两者结合在一块，使胡适自己无法理解《红楼梦》思想和人物的概括意义，无法理解《红楼梦》这部小说及其一系列成功的文学典型形象所反映的社会思想内容的广阔性和深刻性，因为无法对《红楼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从这个角度来说，要充分地体认和阐述《红楼梦》的价值，对他来说并不只是愿意与否的问题，还有个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大观园 清 孙温）

　　郭豫适教授归纳分析了胡适贬低《红楼梦》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依然没有说深说透，甚至没有说到根子上。原因是郭豫适教授也是秉持胡适红学观点，认为《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年间，时代背景是清中期，作者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他们都嘲讽、反对索隐派对《红楼梦》的“索隐”，郭教授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一系列嘲讽、反对索隐派的文章，并且结集成书《拟曹雪芹“答客问”——论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郭教授与胡适的观点大的分歧仅仅在于《红楼梦》是否写的“曹家事”和曹雪芹“自传”。

　　那么，胡适为什么会把《红楼梦》解读为“曹家事”和“曹雪芹自传”，进而贬低《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在我看来这跟胡适的知识结构、以及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力和研究能力有关。《红楼梦》涉及儒家、道家、佛家、易学、中医、历史、绘画、建筑、园林、诗词歌赋、服饰、饮食等包罗万象的知识，堪称百科全书。如果不具备相当完备的国学、文史等知识，想全面深入解读这部书是万万不能的。我们从胡适的学历学识来看，他并没有足够的能力研究《红楼梦》这部堪称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胡适幼年上私塾时学习了一些浅显的国学知识，1904年他十三岁进上海梅溪小学堂读书，这是一所新式学堂，传授西学知识。1905年胡适进澄衷学堂，1906年又考取中国公学，这都是新式学校。1908年胡适进中国新公学并且兼任英文教员。1910年胡适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农科属于理科，跟文学不搭界，他研究文学只能用业余时间，如果功课繁重他是没有多少时间精力学习文学等社科知识的。1915年，胡适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直到这时候胡适才有时间精力涉猎文史知识，而且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先秦名学史》。两年以后的1917年，胡适受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年以后的1921年，只有三十岁的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可以想见他对《红楼梦》能有多少深刻的认识呢？有人也许说胡适拥有36顶博士帽，他的知识肯定是十分渊博的。其实不然，在欧美国家“荣誉博士”就相当于中国的“劳模”“先进工作者”，跟通过系统的学习、考试和论文答辩获得的博士学位毫不相干。胡适除了赴美留学前的《红楼梦》观点迥异外，自从他出版《红楼梦考证》一书后，他的观点始终没变过，而且越是到晚年他对《红楼梦》就越是贬低，由此看来胡适并未随着知识的增长对《红楼梦》的认识加深。胡适晚年面对潘重规的质疑不公开回应，只是在《答臧启芳书》中对潘重规的观点进行评价，他甚至对索隐派继续索隐《红楼梦》感到大惑不解，并且为他的“科学考证”没有打倒“牵强附会的猜笨谜红学”而郁闷惭愧。

　　知识的储备只是从事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要研究出被学术界公认的学术成果还要具备研究能力，其中对研究文学作品来说感悟力十分重要。感悟力是一种善于见微知著的敏锐观察能力，是对知识、信息进行综合、比较、演绎的独立思考能力，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表及里、融会贯通的理解能力和想象能力。阅读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以及他的有关红学论述和文章，明显感觉到他对明末清初改朝换代那段历史的陌生，他对明遗民著作和诗文知之甚少。胡适没有从《红楼梦》中读出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来，没有读出书中的诗词歌赋跟明遗民诗文的表达方式、思想感情如出一辙。知识结构的缺陷必然限制感悟力和研究能力。

　　胡适被一些人奉为国学大师、红学大师，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其实胡适自己评价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1924年，他在答章士钊的一首诗中写道：“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胡适在中国学术史上确实有重要的地位，他开创了很多第一。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有名的“八不主义”。《尝试集》是胡适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初期的第一部白话诗集，但是，他的新诗文学价值实在不高，胡适自己也承认《尝试集》“第一编的诗，除了《蝴蝶》和《他》两首之外，实在不过是一些洗刷过的旧诗。”胡适的新诗实在没有康白情、郭沫若的水平高，现在还有人读胡适的诗歌吗？让胡适奠定中国现代学术史地位的是他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部。这是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基础上扩写而成的，1919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胡适的这部书对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然而，胡适因为政务缠身无心搞学术，他终其一生也没有完成中部、下部。此后冯友兰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成为难以逾越的经典。除此之外，胡适还有什么学术成就吗？至于他的《红楼梦》研究被很多不明真相的学者视为他的终身成就，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红学研究者质疑。


　　


　　（王夫之）

　　凡是研究明末清初诗词的学者都能在明遗民诗文中读出“悼明恨清”思想感情。刘利侠博士在《王夫之<落花诗>政治意识浅论》一文中说：“身处在明清之际的知识分子，遭受着家国与民族的双重灾难，回天无力，报国无门。这种萧索、凄凉的景象，最能够契合他们的处境，是‘摇落深知宋玉悲’，所以也最容易激起他们内心深处真实强烈的情感。除此之外，一般还认为，花色红，红即‘朱’，与朱明王朝就有了某种婉转而密切的联系。百花盛开的春天，有王朝兴盛的象征意蕴；风飘万点、春意阑珊的暮春之景，是明王朝从没落逐渐走向败亡的最佳比喻。清初诗人喜咏落花，借对落花的诸多感叹来表达对故国旧君的哀思与凭吊，从而为落花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同时赋予了这一主题更加深厚的情感内涵和独特的时代气息。”

　　《红楼梦曲·引子》开宗明义地说：“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这里“风月”一词的含义跟明遗民诗文中常见的“风月”一样，都是指“清朝、明朝”。例如，吕留良《述怀》：“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寒冰不能断流水，枯木也会再逢春。”王夫之回敬清廷官员的对联：“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怀金悼玉”的含义是“恨清悼明”，这也是《红楼梦》的主旨之一。《红楼梦》增删者曹雪芹在“悼红轩”增删这部书，贾宝玉的居室叫“怡红院”，这些“红”字跟明遗民诗文中的寓意一样，都隐喻朱明王朝。真真国女孩的诗句说的就更直接了：“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红楼梦》其实就是一部用一些有特定寓意的符号、意象、谜语、隐语等创作的“谜书”。作品明确告诉我们用“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的写作手法，其“真事”就隐藏在书中，而不是胡适理解的把“真事”隐没有了。我们只有通过索隐的手段才能把书中的“真事”找出来，从而揭开《红楼梦》的真相和旨意。

　　而胡适及其继承他衣钵的红学家们却对《红楼梦》中的“符号、意象、谜语、隐语”一无所知，他们天真地以为《红楼梦》是跟《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相类似的通俗小说，胡适只看见了“假语存”没有看到“真事隐”，他一再贬低《红楼梦》就一点都不奇怪了。那些追随胡适的主流红学家们虽然没有把《红楼梦》看成“曹家事”、“自叙传”，但是，因为他们定错了时代背景，不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解读《红楼梦》，就是把《红楼梦》看成了具有反封建、反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他们说《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伟大思想的小说，其实是对这部书主旨思想的歪曲。因为他们都跟胡适一样强烈反对“索隐”，他们也跟胡适一样把“索隐”嘲笑为“猜笨谜”，他们如此看待《红楼梦》这部“隐书”“谜书”，是永远也无法解读出背后之史实和寓意的。胡适创立新红学将近一百年了，那些追随胡适的红学家们依然扎在曹家挖掘史料，这只能是缘木求鱼离真相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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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对：王华东 编辑：潇湘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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