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暖琐忆（河边故事之七十六）

　　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小时候冬天那种寒冷的感觉已经越来越淡了，越来越适应和从容，更多的记忆和印象越来越多地浓缩或聚焦在一些深刻的背景和画面中，如：冰天雪地，运河和村庄冻成硬邦邦的一个整体；辽阔的运河和村里大大小小的水塘都被厚厚的冰严实合缝地密封着；雪很厚，双脚踩下去要歪着身子拔脚迈腿；房檐下总是垂着长长的冰溜溜，水缸里的半缸水冻成一个硕大的冰坨；北风又冷又硬，小孩子们总是流着鼻涕，脸蛋和双手都是酱紫色，冻疮很普遍，尤其是双手，手背上冻裂的皮屑一块块地翕张着，裂缝处还时常渗出血水，像冻坏的冬瓜。

　　为了防冻保暖，大人们把所有能取暖的衣物都想方设法地套在我们身上，除了穿上棉衣、棉鞋外，母亲还要为我们做一双手套、一顶棉帽，买一个套脖。

　　手套是棉的，五根手指只有大拇指是单独的，其他四个在一起。为使双手活动方便，铺进去的棉花比棉衣的要薄一些。两只手套用一根细布条连起来，挂在脖子上。手套的布料是穿旧的衣服拆洗过的布片，一般是草绿色，或者藏蓝色。早上起床后穿上棉袄，就顺手把布条挂在脖子上，一出门就把双手伸进手套里面。冻手的都是在手背，一旦生了冻疮就很难痊愈，虽然随着春天的到来会逐渐好转，但是秋末刚至，手背又开始变色发痒。所以很多冻过手的人在一入冬就开始戴上手套，往往是那种盖住手背露出手指的手套，等北风劲吹的时候，就早早换上棉手套。为了消除冻疮，很多人试过多种偏方，例如用茄子棵泡在热水里洗脚，但是效果不佳，或许是小孩子静不下来泡脚或者耐不下来坚持的缘故。冻疮很顽固，也很准时，像春天归来的燕子一样，能很轻易地找到原来的窝，像有了感情一样，不舍不弃。今年冻了手，明年依然还会。我的手没有冻过，但是每年的冬天还是早早地把棉手套戴上，在上学的路上，或是和小朋友在村庄的傍晚里做游戏，戴着棉手套，感觉温暖。

　　小时候戴的棉帽也是母亲缝制的，蓝色的布片里裹着一层棉花，像以前看过的一部影片里游击队员们戴的帽子一样，头顶上还有一个尖尖的角，两面的棉布片一直垂到下巴，各缝着一根布条，系在一块儿，正好包裹住头部除了脸蛋之外的其它部分。我和弟弟相差只有一岁多，每人一顶棉帽，大小尺寸差不多，又睡在一张床上，棉帽也很难分得清楚哪个是我的，哪个是他的那一顶，经常是戴上了感觉不对劲儿，再调换过来。等年龄稍大，知道讲究了，就不再戴这种帽子了，而是换上了绿军帽。这是很长时间以来我梦寐以求的，还在帽子前沿翻起绒毛的地方缝上一枚红五星，那更是神气。那时候的红五星和伟人的红像章、红宝书一样，家家都有很多，所以每个小孩子的绿军帽上都缝着一枚红五星。

　　记得我和弟弟的第一顶绿军帽是因为我的一次生病而得到的。虽然村里有个医生，但是每次生病，母亲总是用地排车拉着我去七八里以外的市区人民医院，那次也一样，是个冬天，我坐在车厢里，被两床被子紧紧地围着，弟弟坐在我的对面，四条腿蹬在一块儿。天不亮出门，母亲拉着地排车，襻带挂在肩上，上河堤，过摆渡，进入市区，只到医院。等看过医生取了药出来医院，已是中午，母亲在回家路上的一家水饺店前停下来，要了一盘水饺，看着我俩吃。正在发烧的我根本没有胃口，几乎没有动筷子，弟弟一个人就风卷残云吃得一干二净。不久又把地排车放在一家商店前，为我和弟弟每人买了一顶绿军帽，还有一件黄绿色的秋衣。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那顶绿军帽是我那次生病得到的最好的一剂良药。

　　除了绿棉帽，我还戴过一顶皮帽子，表面几块黑色的皮缝在一起，像一块块瓜皮连缀在一起，毛茸茸的里子，我们那儿也叫它“瓜皮帽”。不是买的，是一家亲戚送给的旧帽子，但戴在头上依然保暖，而且还很神气，直到越来越多的小伙伴们一见到我就围着高声叫唱，“皮帽子，花里子，里面包着个蛋子子。”气得我当即就摘下来，任由北风吹打脑袋。

　　虽然棉帽能包着脑袋，但是脖子通常露在外面，因为棉袄的领子比较低，这就把整个脖子都一览无余地呈现给外面的寒冷。那时候围脖比较稀罕，再说也麻烦，长长的，挂在脖子上，还要一圈圈地围起来。直到出现了套脖，佩戴方便，折叠起来直接套在脖子上就行，更主要的是美观，立即就风行起来。现在我也没有弄明白套脖是什么料子的，毛烘烘的，洗过几水以后就像一堆乱草一样惨不忍睹，但它的确盛行了好多年。记得我刚上中学的时候，班里的同学们几乎每人脖子上都套着一个，男同学的无非是灰色、蓝色，女生们的则颜色鲜艳，既保暖，更能满足爱美之心。虽则如此，套脖的风行也仅仅是流行了几年而已，大概是质量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吧。那时也有用布和棉花缝制套脖的，也暄呼暖和，但是难看，小孩子很少围。

　　又入冬了，而且刚过冬至，天就异常的冷。在公交车站等车时，看身边走过的，跺着脚等待的，没见有戴棉手套、棉帽的，更别说已经消失多年的套脖了，它已经和厚厚的冰、深深的雪一样，在多年后的此时此刻已经销声匿迹了，但每逢冬天还是会经常想起它们，就像忆起有趣的小时候一样，温暖又留恋。